提到“C刊”，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应该并不感到陌生。能否发表相应数量的“C刊”论文，关系到人文社科领域老师能否晋升职称、评奖评优，关系到博士研究生是否能顺利毕业，“C刊”因此成了不少“青椒”“青博”的焦虑之源。

“C刊”，又称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用于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是国内评价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媒体统计，从2013年到2022年，“C刊”总发文量下降20.6%，但这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却不断增加。不少学者吐槽“僧多粥少”“‘C刊’是评不上职称、毕不了业的痛”。

事实上，人们对卷“C刊”的意义之争，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合理评价社科研究的贡献？

一

用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来评价学术研究水平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国际上的核心期刊主要是自然科学的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社会科学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参照国际做法，同时基于国内人文学科发展情况，南京大学1997年提出研制开发电子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设想，并于2000年正式发布了第一版CSSCI目录，简称“C刊”目录。

如今这个目录涵盖了26大类600多种期刊，约占全国哲学社科学术性期刊总量的20%。期刊能不能进入“C刊”目录，主要看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总次数等指标，每两年目录还会根据期刊的发文质量进行动态调整。能不能在这些期刊特别是“C刊”中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成为社科学者能不能评职称、拿人才“帽子”的一把重要标尺，发文数量与学者的待遇等紧密挂钩。

一些刊物为了提升影响因子还制定了各种“隐形门槛”，进一步增加了发文的难度系数。就比如对作者学历、职称、所在高校提出要求，有的刊物明确告知，“双非”高校不收、非博士学历不收、学生独作不收、非教授职称不收，同时大量向名家约稿，曾有期刊主编坦言，“专家约稿量占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因为越是有名气的专家，其署名文章得到的关注越多，被引用的概率也会越大，刊物的被引用率才能提上去。

在当前的考核评价指挥棒下，难免出现“为了论文而论文”的浮躁心态。一般社科博士发表2篇“C刊”方能达到毕业基本要求，而讲师为了评副教授职称，也会对论文发表数量、刊物级别、署名顺序等有需求。为了达成目标，很多人会挑一些容易出论文的“短平快”课题，却忽视了调查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更有甚者为了眼前利益，在走“学术捷径”方面费尽心思，不惜冒险尝试论文造假、抄袭、代写等违规行为，背离了学术初心。

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催生了“学术腐败”“利益交换”等现象。比如，之前就有某期刊主编收取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并形成了包括中介在内的利益链条。还有的“C刊”主编频繁出席高校的相关学术会议，俨然变成论文评判专家。此外，“近亲繁殖”“学阀垄断”等现象也引发业内诟病。比如，有的学者大量占据学术界的资源，形成了畸形的“学术权力”，学生不听从指挥就发不了文章，对立的观点难以被公开发表，还有的学者将约稿任务直接分派给学生完成，自己当“挂名”导师。

二

“C刊”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评价指标，在引导学校、学者追求高水准的科学研究，规范和评价科研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提供了国内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然而，近年来，围绕“C刊”的争论和质疑不少，不得不让我们去反思社科研究该如何评价。

比如，发表“C刊”是否应作为博士生的毕业硬性要求？目前“C刊”数量有限，平均每年发文数量也有限，与期刊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壮大的科研队伍和扩招的博士生人群，要发“C刊”论文相当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事实上，发了几篇“C刊”不能完全作为博士生的评价依据，关键要看其是否具备对增量知识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实践转化能力。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已经展开多元化评价的探索。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参加国内外高级别的学术会议、撰写高质量咨政报告、参与高质量学术著作章节的撰写等，都可以成为评判学术能力的重要参照。

比如，发在“C刊”上的论文水平是不是一定更高？“C刊”的评定方式相对来说是科学的、公开的，大部分刊物的入选结果基本符合多数学者心中的标准。“C刊”是对刊物的评价，不完全适用于对文章的评价和对学者学术能力的评价，论文所发表刊物的级别并不能绝对地与论文水平、作者学术能力划上等号。在“C刊”标准最初设计者看来，SCI和CSSCI就像茶杯和茶缸，不管用什么器皿，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此外，一些学术期刊刊发人情稿、关系稿，搞学术小圈子，也伤害了学术研究的公信力。

比如，人文社科学者的学术贡献是不是必须要以论文作为唯一评判？学者发表的“C刊”数量越多，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具备了更强的学术能力。但学者不应以发论文为唯一使命，社会对于社科研究者的期待也不只是论文中的理论创新。有的学者擅长将晦涩的道理讲得生动有趣、入脑入心；有的学者擅长用国际话语讲好中华文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有的学者擅长开展政策研究，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有的学者推出高水平著作，体现出了系统性的学术思考，等等，这些都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

人文社科研究虽然是学者的事情，却关乎着国家的文脉传承和话语建构。如何以中国化的学术叙事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社科研究的使命所在。在笔者看来，跳出“唯‘C刊’”论，还需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人文社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得慢下来。“浙江宣传”在《学术要靠“慢养”，最忌浮躁速生》一文中曾对此作阐释。不管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任何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都需要不断试错，经历反复打磨。有的学者为了“快”发文章而刻意追热点、造概念，或将别人的成果拿来改头换面、拼接组装。如果一篇篇“C刊”转化出来的仅只是个人的职称和“帽子”，就是资源的浪费，并没有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当前实践发展更新之快，社会各个领域交叉重叠之复杂，要在学术上作出回答，可能不是“专”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就能做到，需要学科之间融会贯通甚至是跨界交流，想要拿出有分量的成果，则需要沉下心来经历“慢养”的过程。

二是学术评价不能“一招包打天下”。想要说服学者们“慢下来”，就意味着要打破只看重论文级别、数量的学术评价体系。国内一些重点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三年或五年聘期内发表不了一定数量的文章，青年教师可能就会被解聘，这样的评价方式增加了“坐冷板凳”的风险。创新学术评价，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发表论文的要求，而是需要通过多维的评价，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比如浙江一些高校已经在探索将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网络文章等同于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更看重学术研究的社会贡献；比如有的高校已经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中对发表学术论文的硬性要求，更加重视学位论文质量，鼓励原创性成果。

三是“C刊”应站在时代的“C位”发声。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1位，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均排在世界第1位。然而，却有很多现实问题缺少研究，很多中国话语缺少提炼。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也就是说，社科期刊需以回答中国问题为导向，如何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将学术视角与现实关注统一起来，是期刊办刊需要回答的问题。

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C刊”，学术评价也不能唯“C刊”。放长远看，能推动人类的进步、让世界更加美好的学术成果才是最具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