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继辛亥革命之后，我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由于革命不彻底，窃取果实的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

在他去世之后，社会进入军阀混战的黑暗阶段，此时文坛兴起，许多接受新思想的作家通过奋笔疾书来为人们传达一些观念，但文人之间见解不同难免产生争执。

比如以抨击现实为主的鲁迅就时常讽刺新月派的徐志摩，认为他笔下的诗歌过分华丽，就像是在无病呻吟，徐志摩也发文抨击，两人有来有回。

不仅是男性，女性文人之间更加激烈，杨绛就曾评价张爱玲长得难看爱出风头还奇装异服，你们太过高看她了。

杨绛先生的评价

杨绛于1911年出生在北京，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杨绛跟随家人四处辗转，先后在上海，江苏，杭州等地居住。

虽然落脚点并不稳定，不过她坚持完成了学业，于东吴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外国语研究生，这为她在文坛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她考上大学那年，我国抗日战争正好进行到第二个年头。

因为国内形势严峻，所以她并未前往伦敦，而是在香港大学就读。并且在同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后来因为战争规模扩大而返回上海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从时间跨度上看，两人相差九岁，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但年龄上的差距并不影响文学上的造诣，杨绛曾阅读过张爱玲的作品，她的后辈也曾见过张爱玲本人。

但杨绛十分不喜欢张爱玲，甚至可以说是厌倦，以至于在张爱玲去世多年之后，杨绛在寄给友人的书信之中，丝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负面评价。

杨绛曾在信中说：“你们都太高看张爱玲了，她是一个死爱出风头的人，明明长相难看，还爱出风头来引人注意，同学都看不起她。”

在这些犀利的言辞之后，杨绛并未停顿，开始谈论起张爱玲的作品，肯定其创作才能的同时批评了内容。

除此之外，杨绛还不忘对一些张爱玲的忠实粉丝进行批评。要知道，此时的杨绛是在百岁高龄，压抑自己愤怒不满的情绪写下来这封言辞激烈的信。

杨绛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张爱玲，但对其偏见如此之深，除了对其作品内容不满之外，对张爱玲的一些行为也十分愤怒。

如此评价的原因所在

杨绛对张爱玲印象如此之差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她的丈夫胡兰成。

他虽然是一位作家，却在1938年加入汪伪政府任职，主写政论时评，倡导其无耻的投降运动。

胡兰成为汪精卫的秘书。多起为其编辑文章制造舆论，提倡投降，试图消减国民对敌人的抵抗情绪。这种无耻行为让汪精卫十分满意，又将胡兰成提拔为宣传部次长。

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汉奸”身份，甚至还代表汪伪政权出访日本，不过他在政治上并无实权。

当时，文人如胡秋原等都通过文章对胡兰成这种汉奸行为进行批判，但张爱玲好似不在乎。

后来，胡兰成与汪精卫关系破裂，正是失意之时。而张爱玲已经站在了文学巅峰。

失魂落魄的胡兰成开始对张爱玲进行死缠烂打，他深知张爱玲生活在冰冷压抑的旧时大家庭中，知道如何去化解这类女子的心。

果然，张爱玲为胡兰成的甜言蜜语所心动，在1944年8月与胡兰成走入婚姻。

这就导致张爱玲被冠上了“文化汉奸”的称呼，成为众矢之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文坛轰动。

在杨绛等人看来，值此民族危亡时刻，身为文坛才女，应当坚持民族大义，而不是和汉奸结婚为民众做出错误表率。

众所周知，在日本军事和文化多方侵略中国的特殊时期，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无所不用其极，见缝插针，连文坛都被日本方面插手，试图拉拢一些有影响力的文人成为自己的爪牙。

在这种紧张的背景下，各大文学翘楚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坚定自己的内心，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执笔作文。

此时的张爱玲就更显格格不入。但张爱玲真的是“文化汉奸”吗？不见得。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大地涌现出了多种文学流派。其中，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文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品多聚焦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文学则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激励着广大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而在日本占领区，沦陷文学则展现了人民在战争阴影下的苦难生活和不屈不挠的抵抗意志。

张爱玲就生活在日战区，所以她根本创作不出抗日风格的作品。

但是她的作品却充满着战争残酷的背景，这些人物在战争中苦苦挣扎，艰难谋生。

可以看出，张爱玲从未用文笔来换取荣华富贵，她只是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孤女，在战争年代艰难谋生。

她也曾说过：“我是个职业文人。”

之所以杨绛等文人对张爱玲不看好，就是因为当时的不良媒体对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段婚姻添油加醋，说成是张爱玲依附胡兰成。

何其荒谬！

此外，除了其“汉奸”的行为之外，还有双方文章的立意方面的对立。在杨绛看来，张爱玲对胡兰成的行为受到她在文章之中对女性的立意的影响。

杨绛笔下的女性主要有三种，分别代表她所理解的三大类。第一种是传统旧社会的妇女形象，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贤妻良母一般的表现。

对于家庭来说，她们能够将其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丈夫来说，她们温柔体贴，在丈夫工作忙的时候，往往能够照顾父母，解决后顾之忧。但杨绛创造这样角色的目的，其实是抨击旧社会之中的男人。

因为这些安分守己的顾家女子，在感情上往往是被动的。比如小说中一个“俞教授”的形象，明明自己已经到了中年，还恬不知耻地幻想自己依旧年轻，和自己的学生保持暧昧关系。

不过她的太太在知道这件事以后，并没有直接去找对方理论，而是同样打扮自己，企图重新引起丈夫对自己的注意力。

杨绛在这里所要展现的，其实是妻子对丈夫的挽留，但因为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最终的结果也是徒劳。

第二种则是基于传统思想下的知识女性。虽然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依然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屈服于男权对女性的统治，甚至认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观念。

比如“田晓”这一角色。她虽然在生活上有十分积极的态度，但在思想上却十分依赖男性。

第三类则是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她们往往在拥有知识素养的同时具备独立的意识，有东方中国的贤良，也具备西方思潮中的自主。这不仅是杨绛渴望成为的女性，也是她美好期许的新时代女性。

张爱玲则全然不同，她作品之中的性别意识往往和自己的个人实践相映成趣，但几乎都在显示她和主流性别意识之间的格格不入和叛逆。

张爱玲擅长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下去研究女性的生存状态，将女性在整个过程之中所面临的困惑和迷茫全都展现出来。

在引发社会思考的同时通过内容引导人们审视女性的性格悲剧。张爱玲认为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爱的意义就是被爱。女人应当比自己所爱的男人小十岁甚至以上，应该充满天真，男人应该经验丰富。

可以理所当然用丈夫的钱，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这是身为一个女人的权力。在这些立意中，张爱玲只强调男女感情，完全没有提及家国立场下的情感倾向。

很明显，张爱玲对女性的解读和杨绛是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完全对立的，杨绛强调独立，而张爱玲则重视依赖。

和大汉奸胡兰成的感情，也很有可能源于这种毫无立场的依赖。张爱玲的爱情观让她忽略了身份的界限，甚至和民族立场所冲突，所以才被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