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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海危机持续发酵之际，伊朗革命卫队强势“入局”、伊朗与巴基斯坦相互打击对方境内目标，成为当前中东复杂局势的最新注脚。巴以冲突爆发三个多月以来，战火不仅从加沙延烧到红海，地区国家间的跨境打击也此起彼伏，巨大的外溢效应已是肉眼可见。

　　巴以冲突外溢不止

　　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向：一是黎以冲突升温。迄今，黎巴嫩已有190人被杀，包括至少141名真主党人员和20多名平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1月17日称，黎以边境“未来数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更高”。二是红海危机持续升温。巴以冲突持续，引发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途经红海的涉以船只，此举导致美国的红海护航行动，最终演化为美国与胡塞武装的相互军事对抗。三是跨境袭击事件骤增。今年1月2日，以色列越境打击黎巴嫩，已造成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鲁里在内的7人死亡。1月13日，土耳其空袭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摧毁29个目标。1月18日，约旦空袭叙利亚南部地区，据悉被袭目标被指为向约旦贩毒的犯罪人员住所。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伊朗跨境打击及后续反应。1月16日，伊朗向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境内的反伊朗恐怖组织和间谍机构发射弹道导弹，并称这是对伊朗克尔曼省、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发生“恐怖袭击”的回应，以及对以色列暗杀伊朗和哈马斯指挥官的回应。伊朗此举引发伊拉克宣布召回大使，并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巴基斯坦则向伊朗境内俾路支武装组织发射导弹作为反击行为。

　　中东地区多重危机同时迸发，并出现冲突螺旋式升级态势，使近两年来中东地区刚刚出现的热点降温、关系缓和趋势戛然而止，中东地区正在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梳理中东冲突持续升级、跨境军事行动“流行”的主要根源，首要因素还是巴以冲突高烧不退。巴以问题是中东老大难问题。该问题不仅涉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多重纠纷问题，还牵涉阿拉伯民族尊严，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感情，由此对中东政治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长期进行无差别的全面轰炸，且至今没有收手迹象，这不仅给加沙地区带来严重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还导致原本脆弱的中东政治生态重新出现体系失衡和功能紊乱。

　　应该说，巴以冲突是导致当前中东乱象丛生的总根源与导火索。巴以冲突不停火，中东乱象难以根除；巴以问题不解决，中东地区很难实现持久和平。

　　殖民历史是结构性根源

　　从本质上看，当前中东乱象主要体现为各种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矛盾的凸显化过程。追根溯源，当前的中东矛盾多数是西方殖民统治留下的负面遗产。一战之前，中东地区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确保了当时的中东地区总体处于稳定和平状态。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英法借机在中东进行所谓“委任统治”，并按照自身利益需要，将原本统一的阿拉伯地区划分为若干小国。缺乏核心国家导致各国竞相角逐地区霸权，由此导致中东形成“大国当棋手，小国当棋子，弱国当棋盘”的无序争夺状态。随着美国近十余年来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地区国家的地缘争夺更趋激烈，由此导致该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国家间关系阴晴不定。

　　历史上，英法殖民者从“分而治之”这一帝国主义策略出发，将同一宗教、同一民族的民众划分到不同国家里，人为制造出许多的跨境宗教和民族问题。这种民族与宗教的跨境分布特征，导致中东地区打着宗教或民族旗号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并由此与中东的主权国家体系发生结构性冲突。例如，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国”试图打破现行国界、建立“哈里发国”的诉求，以及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跨境民族谋求民族分离乃至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等，均对现行的主权国家形成巨大冲击，并由此导致中东地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一旦遇到合适机会(如当前巴以冲突)便趁势而起，以各种方式(主要是恐怖袭击)对中东现行国家发出挑战。

　　更令中东国家困扰的是，这些跨境组织在作案后，往往会逃到邻国与其同宗同族的区域谋求庇护，以逃避本国政府的报复行动。面对“肇事逃逸”的跨境组织，那些遭受恐怖袭击的中东国家面临两难选择：不进行越境打击，此类恐袭活动势必会更加猖獗；进行越境打击，则可能侵犯邻国主权，并遭受邻国强烈反击。近期伊朗跨境打击导致伊拉克、巴基斯坦强烈反击就是典型例证。伊朗之所以发起越境打击行动，原因是年初以来伊朗境内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伊朗要想遏制恐袭势头，就得对在境外活动的恐怖组织发动打击。但这种越境打击又触犯相关邻国主权权益，最终导致巴基斯坦军事报复、伊拉克召回大使等冲突升级态势。

　　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一，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的不公平政策导致中东政治日渐失衡，由此导致地区冲突难以根除。这种不公平政策在巴以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也许并不希望巴以冲突爆发，更不希望这场危机升级和风险外溢，因为当前美国一心想集中力量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美在中东地区也一直试图进行战略收缩，避免在该地区增加投入。按理说，美国对应的政策应该是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全力施压以色列，促其尽快停火止战。但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一面大力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一面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为以色列站台，由此使以色列有恃无恐，执意将战争进行到底。最终巴以冲突持续高烧不退，外溢效应不断升级。

　　其二，美国应对红海危机同样有失公平。胡塞武装红海袭船，主要针对的是涉以商船，此举实际是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屠戮平民的报复性行动。美国要想息事宁人，治本之策同样是敦促以色列尽快停火止战，但美国试图通过发起代号“繁荣卫士”的护航行动解决问题，并最终演变为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的直接打击，这种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谴责美英在本地区“过度”使用武力，实际是渴望把红海变成“血海”。事实上，正是在美国袭击胡塞武装目标后，胡塞武装公开声明将打击“美国和英国的所有利益”，由此红海局势全面升温。

　　其三，美国在中东动辄使用武力侵犯他国主权，树立了遇事以武力说话的恶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自恃军力强大，以各种名义频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武力干涉。“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接连发动两场大规模“反恐战争”。美国这种用维护传统安全的办法(战争)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威胁)的简单粗暴做法，不仅给当地民众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还为中东竞逐地区霸权的地区大国树立了“坏榜样”。这些年来，一些地区国家如法炮制，频频超越主权国家界线，对邻近的弱势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动辄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打击，土耳其动辄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越境打击，以及这次伊朗导弹袭击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境内目标，凡此种种，足见美国恶例对中东地区影响之深重。

　　(作者：田文林，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